[5]关于性、性别以及异性恋话语的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辨析，以及有关Queer（酷儿）实践的理论基础，可参见《性的交易：盖尔卢宾与朱迪斯巴特勒的谈话》，载［美］佩吉麦克拉肯（主编）：《女权主义理论读本》，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然而，在国际人权法的层面，两组权利群却存在着归属的不同。[60]南非宪法法院的判例也表明了司法在保障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也面临着诸多的自身能力的限制。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保障在立法裁量和司法救济两个路径上实际上殊途同归，在两者间的权衡取舍既不意味着立法机关裁量不立法或司法机关裁判不救济，而是意味着，当司法救济不济时，立法机关自然需要延伸其保障范围和保障深度，反之，当立法裁量不及时抑或不作为的情况下，司法机关也需在保障范围和保障深度上渐渐推进。六、结 论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保障路径实际上是在立法裁量和司法救济的双向互动的过程中臻于圆满的。胡敏洁女士亦使用社会权的用法并且把福利权并作为社会权的一个下位概念。通过政治而非司法手段，由立法和行政机关根据实际情况将宪法关于社会权的规定具体予以实现，才能真正地使其成为令广大人民受益的强权利。[45] Supra note [41], Jeff King, p.4-5.[46] 张翔，《基本权利的规范结构》，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84-86页。
因此在现实的立法过程中，立法者绝不能停留在它起先所能认识的高度，而是应该动态地达到人民所期望的高度。实体范围解决基本权利保障中那些实体上触及公民基本权利的事项。以中国现有宪法学教科书体例与内容为例，可知基本权利所占比重较少，且缺乏原理性的总论，即使偶有教材安排总论，个论与总论难成比例，往往总论只有寥寥几笔。
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宪法发展曾苦于不良现实的政治牵绊，刻意发展宪法释义学，将宪法研究的对象树立于规范之上，使用宪法解释方法推导规范条款的含义，以此抵制政治现实对真理与公义的压制与歪曲。新问题的出现使学科共同体内部要素无从应对，需寻求外部要素支持，此时使用非本学科专属方法服务于问题解决成为必然。权利法案所列的具体保证有自己的阴影地带，它的形成来自支撑权利法案存在的条款的辐射，几个明示条款的伴影交叠创造出隐私区域。二是国际人权法上作为第三代人权的生存权，即以民族和国家为主体的集体权利。
是服从死的宪法文字，还是依从活的宪法中的价值。宪法第51条为了他人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其中他人的……不属于公共利益，个人行使基本权利受他人权利和利益的限制的实质是基本权利价值在私法领域中的冲突。
坦率而言，尽管寻求中立的基本权利规范含义一定程度上规避了政治现实的侵扰，释义学的体系化在实现其自洽的同时未尝不是一种逃遁，或曰对政治现实的回避，颇有些不得已。结合第33条人权保护的一般条款，第51条提供了容纳未列举基本权利的规范基础，确保了基本权利体系的开放。从研究对象来看，早期基本权利研究局限于个别基本权利条款，没有抽象、提炼和概括具有普遍性的基本权利原理。基本权利研究是在遵循基本权利普遍原理的前提下，参考特定学说，依据本国基本权利规范，服从宪法解释方法，确定基本权利含义。
在宪法哲学或者政治哲学意义上，国家与公民是被授权与授权者或被委托与委托者的关系。二、基本权利概念的本土化首要的问题是基本权利概念的本土化。[4]中国台湾地区宪法释义学的发展等，[5]无不是在政治与学术双重意义上使宪法学脱离一般社会科学方法并解脱政治压力的一种学术努力。这一通常被认为体现平等原则的条款包含了权利义务相一致的规范含义，既说明权利义务相一致内在于平等原则，与第51条联系起来阅读，也说明平等是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的首要内涵。
一门学科的发展史是方法的发展史。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的首要内涵是平等。
此外，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包含平等意蕴，也有明确的宪法依据。结语围绕规范形成思想，发现意义，重视并习得从规范中提炼宪法精神，结合基本权利的一般原理明确规范含义是宪法释义学的基本立场与方法。
在此关系内，一方主张基本权利，一方主张公共利益，公共利益不是基本权利价值，既不产生私主体之间的基本权利价值冲突，也不产生不同基本权利价值之间的权衡。[11]该问题涉及不同宪法价值之间的平衡问题。第四，基本权利冲突内在于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离开文本文字通过抽象原则赋予规范意蕴不仅不符合解释任务，也违背共同体应遵守的技术规则，妨碍规范意义的确定，最终破坏共同体的宪法信仰。为此，斯卡利亚和布莱克否定平衡概念，认为基本权利优于政府权力是一个宪法假定，个人基本权利与政府利益之间不具有可比性。他用的材料是帝国的实在国家法，通过‘纯粹的逻辑思考活动从中找到‘统一的基本原则和主要原则，在某种程度上找到变化不居的实在法规定性所具有的思想品质。
虽然这种转向在当时是唯一正确的道路，并且在方法上非常成功，但这是一种政治上的失望。这一原则就是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
另一方面，公民享有基本权利须国家履行相应义务为前提，包括尊重义务、保护义务与促进义务，个别基本权利规范的立法体例对此亦有体现，多数基本权利条款都有禁止……或国家发展……等。中国宪法第5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权利和自由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
[4]它虽然反映了当时中国法学研究主体地位缺乏的状貌，但今日中国基本权利研究未臻此境。但是，最高不意味着不受限制。
前者意在强调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创制新权利是对封闭体系的突破，需要运用超出文本的方法，包括道德哲学与政治理论，但这些方法的运用须服从规范含义的发现。【注释】[1]德国学者在讨论德国公法史时，用大量篇幅与笔墨分析各个时期公法研究方法的特点与成因，因为任何学术命题与研究方法都承载着当时政治的影响，是政治与学术关系的映射与缩影。尽管这些成员在其他方面并无任何共同之处。
参见米歇尔?施托莱斯《德国公法史：国家法学说和行政学》，法律出版社2007年，第459页。第4项规定：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
有些个别基本权利条款的研究已经达到相当深入的程度，如言论自由、平等权等，其他基本权利如人身自由、住宅自由、通讯自由与通讯秘密、人格尊严、财产权等的研究尚不深入。美国宪法没有隐私权的明示规定，隐私权属于司法创制的新权利。
反过来说，也正是由于他们掌握了共有的范式才促成了这个科学共同体。内在限制是基本权利主体自身同为权利义务的表现，因为在权利义务关系中，享有权利的一方同为义务主体。
目前，学界多重方法的运用只是社会科学方法幽灵在基本权利领域中的徘徊，对规范含义的证成并无多少助益，只能视为基本权利规范的社会学、历史学或经济学分析。买卖合同中买方有取得货物的权利，但也有交付金钱的义务。多数国家宪法明确规定基本权利相对保护主义，只不过基于个别基本权利规范的价值属性、规范特点及在基本权利规范体系中的地位，所受保护的程度不同而已，如宪法保留与法律保留，加重法律保留与一般法律保留等。三是一些国际权利文件中的相当生活水准权，如《世界人权宣言》的规定。
内部界限与外部限制有着本质不同。新典范当令之后，旧典范并不必然完全失去效用。
作为概括条款，其包含了对宪法未列举基本权利的保护。每一个基本权利都有其内在界限，限制基本权利的法律不得超越该界限，这是限制须受限制的依据之一。
这种逃遁蕴涵着双重风险，即对普遍性原理或者域外理论过多的借用有可能影响基本权利本土化的程度，以及僵化基本权利。早在旧典范如日中天之时，新典范即已萌芽，不过当时不受注意罢了。
